近日读甘阳对斯特劳斯思想的综述，觉得斯特劳斯的确很具有洞察力。下面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几段话，贴出来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全部出发点，可以说就是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来克制"哲学"的走火入魔，从而防止“政治”的走火入魔。这个出路，他认为就在返回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起点，因为他认为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古典"政治哲学"的起源原本就是为了克制"哲学"的走火入魔，以维护政治社会的稳定。在他看来这也就是所谓从“前苏格拉底哲学”转变到“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真正含义所在。换言之，苏格拉底之所以将“古典哲学”引向“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向，以及苏格拉底本人之所以从“哲人”转变为“政治哲人”，就是因为意识到，“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具有“癫狂性”(madness)，这是因为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必须要求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必须要求不受任何道德习俗所制约，不受任何法律宗教所控制，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政治社会不相容的：哲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必然要嘲笑一切道德习俗、必然要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因此“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把他自己的"转向"──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看成是从神志癫狂“转向或返回神志正常（sanity），亦即返回常识”。换言之，哲学下降为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就在于防止哲学的走火入魔，或防止“苏格拉底本人的走火入魔”，因为苏格拉底在成为"政治哲人"之前首先是“哲人”。因此，由苏格拉底带来的这个转变，亦即由"前苏格拉底哲学"转向"苏格拉底政治哲学"，其意义在苏格拉底自己看来意味着"从以往哲人的癫狂(madness)返回清明(sobriety)与温良(moderation)。"施特劳斯接着说，"苏格拉底与他前辈哲人的不同在于，苏格拉底没有把智慧与温良分开。用今天的话来说，苏格拉底的这个转变可以说是返回常识，或返回常识的世界"。

但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之返回常识世界，返回“清明”和“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性质，而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之为哲学永远都是癫狂的、颠覆性的知性活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因为“温良不是思想的美德，柏拉图把哲学比作癫狂，正是清明和温良的反面；思想必然要求的不是温良，而是无畏，伤风败俗在所不顾。但温良是控制哲人言论的美德。”换言之，“政治哲人”在“思想”方面与“哲人”一样“癫狂”，但在言论表达尤其在写作上却变得无比的谨慎小心。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提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发现”，即发现了他所谓“一种被遗忘的写作方式”。这里所谓“被遗忘”就是被“现代人”所遗忘，但据说在此之前，从柏拉图和色诺芬开始，古典政治哲人都懂得使用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a peculiar manner of writing），这就是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the socially useful teaching），即所谓“俗白教导”（the exoteric teaching）；另一套则是政治上有忌讳而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the true teaching），即所谓“隐讳教导”（the es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轻易读懂的，而“隐讳教导”则是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文本才能领会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如果这些“意见”被“哲学”颠覆，也就可能导致该政治社会的瓦解。但由于“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追求“真理”来取代“意见”，而几乎任何政治社会的“意见”都不可能是“真理”，因此哲学对于政治必然是有颠覆性的，也因此哲学的“真正教导”即“隐讳教导”必须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危害政治社会。施特劳斯日后说，这个基本思想可以表达为一个三段论：

“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但意见却是政治社会或城邦的要素，因此哲学具有颠覆性，也因此哲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换言之，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mania），但哲人之公共言说的美德则在于温良（sophrosyne）。哲学本身是超政治、超宗教、超道德的，但政治社会却永远是而且应该是道德的宗教的。”

简言之，哲学作为纯粹的知性活动是非道德、非宗教或尼采所谓“超越善与恶”的，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和稳定则离不开一套善恶标准即道德，这种道德在西方又以宗教为保证，因此“哲学”与“政治”（道德、宗教）从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由于“并非所有人都是或都可以成为哲人”，如果“非哲学的多数人”（the unphilosophic multitude）都认为道德宗教是骗人的或只是鸦片，那么政治社会就必然瓦解（但革命后的新政治社会仍然必须打造一套新的“公民宗教”来维持新社会）。在施特劳斯看来，所谓“古今之争”的全部问题，实际即在于现代“哲人”拒绝了古代“政治哲人”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这一深刻认识，亦即现代“哲人们”日益坚定地相信，可以用哲学的“知识”取代政治社会的“意见”。如果古典政治哲人所谓“俗白教导”按伯拉图的说法是某种“高贵的谎言”（noble lie），那么现代哲人则决心要以“知性的真诚”（intellectual probity）来取代“高贵的谎言”，使“真理”大白于天下（启蒙）。由此，“俗白写作”这种古典政治哲学的写作方式被拒绝而且最后被“遗忘”，而以返回“常识世界”的“清明和温良”来克制“哲学走火入魔”的古典政治哲学终于衰亡，现代哲学和政治哲学由此走上不断“走火入魔”的不归路。施特劳斯由此认为现代性的问题首先是“现代政治哲学”反叛“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以“知性的真诚”取代“高贵的谎言”。由于“知性”本身是“非道德的”，因此毫不奇怪，现代性的开端首先是马基亚维里的“非道德的政治观”（马基亚维里主义），继之演变为康德的“非道德的历史观”，最后是尼采的“超越善与恶”的个体人生观和韦伯的“非道德的社会观”（社会理性化）双峰对峙，到海德格尔则终于点破：现代性下“伦理是不可能的”。

1. 法语里有个词，bonhomme, 有个意项是指"丈夫"（informal)，起因大概是女人结婚的时候都认为那个即将和他们长相厮守的男人是个"好男人"(bon homme). 这让我想起了古代汉语里对丈夫的称呼：良人。如果于古汉语来直译这个词的话，正好可以译成良人。成了丈夫的男人是好男人，找丈夫的时候也要找个好男人。

2. 最近想一些和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想到最后，发现其实都是人性和人心的问题。某些社会里有人对于权力攥紧不放，而且无视平民的生命，独裁政体里统治者的心态大概就是这样的。有的社会里有一群人凭借着合法性不明的权力获得金钱利益，并且让收买权力的人也能获得金钱利益，而那些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不愿同流合污或者无能为力的人，只能受到欺侮和压迫。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些对于权力和金钱无比贪婪的人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多么可悲的事实。多么可怕的人心。还好，在某些时刻我看到了善良的人心的闪光。而且是那么多的人的爱心，我希望这不仅仅是昙花一现，我希望大家的爱心能够得到呵护，不会被黑手侵袭。
我想一个和谐的社会的建设，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对于社会弱者给予必要的关爱。通过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手段，从外在的法律和内心的自我约束两个角度入手。

3.宗教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一直怀疑没有宗教支持的道德体系能否真的奏效？想一想那些无神论占主导的国度里面的国民的道德水平吧，这样的国家不多，很容易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初步的印象。

其实还可以做个实证研究在论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国民里信教的人的总数，可以看成是宗教的普及程度。另外一个指标就是道德水平，这个社会现实很难量化，但是还是可以用一些指标来衡量的。比如说犯罪率，诚信的水平。不管任何宗教，几乎就劝导信徒不得杀人，不得偷盗，不得骗人和妄语。如果通过比较这两类数据，发现其中有正相关关系的话，就可以看出宗教可以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不知道有没有社会学家做过相关研究。

4.英语里有个词叫做VOCATION, 一般的用法就是做职业讲。其实这个词反映了一种职业观。
vocation 的 拉丁语词根是vocare, 意思就是叫唤，召唤。vocation 就是回应某种召唤而从事的职业。那么这种召唤从哪里而来呢？
在一个神主导一切的社会里面，这个召唤当然来自神，来自上帝。对于每个人最好的职业其实就是能够发挥天赋的职业。这个天赋（gift)可以说是上帝的礼物（gift), 所以一个人从事能够发挥自己天赋的工作，也算是响应GOD的号召，去侍奉god, 让人间的爱更多一些，去匡扶倾斜的正义。这一工作观正是马丁路德致力于宣扬的宗教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也做了论述。有人说这一工作观也是为什么新教（Protestant)占主导的国家比天主教占主导的国家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国家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韩国，一个就是美国。
在一个上帝被宣布死去了的时代，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自己和自己爱的人能够好好地活着，能够过上好日子。这样的想法在认为人性自利的人看来没什么错。但是这不足以建成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国家有些富豪拼命赚钱，又拼命捐钱支持教育，兴建医院，做公益和慈善事业，我想这样的行为和人家的宗教情怀之间不无关系。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善于奔跑跳跃的野生羊群，被猎人们逼上了崖顶，前面是峭壁，回头是猎人的猎枪。从崖顶到对面的山峰，是任何一个最强壮的公羊也无法跳过去的。猎手们安逸地欣赏着这些即将到手的战利品，羊群经过短暂的骚动复归平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羊群里的羊自己组合，两两搭配，一只大公羊配一只小羊，或一只强壮的公羊与一只母羊结合，一对对先后向对面无法企及的山峰跳跃过去，当大公羊跃到最远的极限，正下坠落时，与它一起跳跃的小羊或母羊，以它脊背为踏板，猛力蹬踏，再度跃起，跳到山崖对面的山峰。而那只作为跳板的，自我牺牲，摔到崖下尸骨无存。一些小羊和母羊逃脱而生存，一个生命群落得以延续。

一个物种要延续他的生命，都知道保护他孩子的生命。类似的例子，在动物界数不胜数，当家牛群遇到狼群的围攻时，牛群会摆一个圆形的战阵，最外是年轻的公牛，用牛角与狼战斗，里一层是母牛，最里面是他们的孩子。蚁群过河时，用自己的身体勾连成一个中空的球体，中空里是它们刻意保护的幼蚁。种群、族群，都是通过这种牺牲、保护而延绵不绝。

有部美国人拍的二战影片，说的是一队纳粹敢死队化装成美国盟军，深入到盟军腹地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在驻地与当地人和睦共处，有个驻地的小男孩不慎掉进了水槽，眼看就要被转动的水车给绞死。一个年轻的纳粹队员跳下水槽救起了那个小男孩，自己却死了，而且被水车绞烂了外面盟军的军服，露出里面的纳粹服装，暴露了身份，整个行动也前功尽弃。保护和拯救弱小生命，是人类的共性。即使是纳粹军人，也保持了基本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作为敌对方的美国，也没有漠视和抹杀个别纳粹军人的人的本性。
在这次川北地震中，我们看到了闪光的人性。有老师用脊梁保护四个学生的生命，也有一对父母以身体为屏障保护自己三岁的孩子，还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日夜不停地搜救废墟下有可能活着的孩子。那些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牵动着我们的心，那些搜救人员感动着我们，使我泪溢眼眶。我擦拭溢出的泪水，情愿以后再也不用为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感动；情愿以后不再为学生们、孩子们的生命而揪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我不知道这是一句陈述句、还是知耻后勇的表决心、或者是无法企及的理想。但我决不敢怀疑是执政者自我讽刺的单口相声。然而，阜阳市一个区政府建了一个媲美白宫的政府大楼，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并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其实不穷，却自己豪奢置仍是孩子的学生于危险，既穷了教育更苦了孩子。一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成了尖刻的讽刺，不将讽刺当羞辱，却用来遮羞，我认为这样的执政者是一个族群的瘟疫。

多年前，在克 拉玛依，一句“让领导先走，”使300多个鲜活的孩子瞬间葬身火海，执政的领导们安然无恙，事后还是安然无恙。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同类、幼小生命的群体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如某些纳粹、不如牛羊、甚至不如虫蚁。他们给这个族群带来的，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川北地震，倒塌的学校有：四川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重庆市梁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文化镇小学教学楼、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而政府大楼依然耸立。我没有让政府人员陪死的恶意，只是不解，为什么在同一个城市，都经过设计、建筑、监理的程序；都使用同一片蓝天下的水泥、钢筋和砖块，学校的教学楼偏偏就塌成了废墟，而政府大楼却高傲地耸立。

不可否认，政府大楼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监理人员都不是政府人员，大楼决不是执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教学楼同样也不是政府人员更不是老师和学生设计、建设和监理的。政府大楼和教学楼全由专业人员完成，这些专业人员完成了会塌的教学楼和坚挺的政府大楼。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从根本上漠视延续这个民族和种群后代的生命，这个民族和种群离他消亡不会太远。

依然耸立的政府大楼，无疑是他们最后的坟墓。可怕而又无奈，很可能将会是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埋葬我们民族的坟墓。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防

第四章 地震应急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震后救灾与重建等（以下简称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防震减灾工作，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防震减灾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防震减灾工作水平。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第七条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民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的义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应当执行国家赋予的防震减灾任务。

第二章 地震监测预报

　　第九条 国家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鼓励、扶持地震监测预报的科学技术研究，逐步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

　　第十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根据全国地震监测预报方案，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震活动趋势，提出确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地震监测工作，制定短期与临震预报方案，建立震情跟踪会商制度，提高地震监测预报能力。

　　第十二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加强对地震活动与地震前兆的信息检测、传递、分析、处理和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的预测。

　　第十三条 国家对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实行统一规划，分级、分类管理。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由国家地震监测基本台网、省级地震监测台网和市、县地震监测台网组成，其建设所需投资，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为本单位服务的地震监测台网，由有关单位投资建设和管理，并接受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指导。

　　第十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地震观测环境应当按照地震监测设施周围不能有影响其工作效能的干扰源的要求划定保护范围。

　　本法所称地震监测设施，是指地震监测台网的监测设施、设备、仪器和其他依照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立的地震监测设施、设备、仪器。

　　第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确实无法避免造成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同意，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第十六条 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

第三章 地震灾害预报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必须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本条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本法所称重大建设工程，是指对社会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工程。

　　本法所称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是指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漏和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严重次生灾害，必须认真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依法进行严格的抗震设防。

　　第十八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并负责对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审定工作。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的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规范。但是，本条第三款另有规定的除外。

　　国务院铁路、交通、民用航空、水利和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负责分别制定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水工程和其他专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规范。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并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

　　第二十条　已经建成的下列建筑物、构筑物，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一）属于重大建设工程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物、构筑物；

　　（三）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

　　（四）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一条 对地震可能引起的火灾、水灾、山体滑坡、放射性污染、疫情等次生灾害源，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相应的有效防范措施。

　　第二十二条 根据震情和震害预测结果，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防震减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修改防震减灾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公民在地震灾害中自救、互救的能力；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抢险救灾能力。

　　第二十四条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在本级财政预算和物资储备中安排适当的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

　　第二十五条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地震灾害保险。

第四章 地震应急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并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参照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自治区和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 还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法所称破坏性地震，是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地震灾害。

　　第二十七条　国家鼓励、扶持地震应急、救助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开发工作。

　　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有关部门进行必要的地震应急、救助装备的储备和使用训练工作。

　　第二十八条 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应急机构的组成和职责；

　　（二）应急通信保障；

　　（三）抢险救援人员的组织和资金、物资的准备；

　　（四）应急、救助装备的准备；

　　（五）灾害评估准备；

　　（六）应急行动方案。

　　第二十九条 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宣布所预报的区域进入临震应急期；有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抢险救灾的准备工作。

　　第三十条 造成特大损失的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应当成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实施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有关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实施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

　　本法所称严重破坏性地震，是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灾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自我恢复能力，需要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地震灾害。

　　第三十一条 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震情、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震情和灾情。

　　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应当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灾情调查结果，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第三十二条 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为了抢险救灾并维护社会秩序，国务院或者地震灾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在地震灾区实行下列紧急应急措施：

　　（一）交通管制；

　　（二）对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药品统一发放和分配；

　　（三）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和通信设备等；

　　（四）需要采取的其他紧急应急措施。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三十三条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并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非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情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

　　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应当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责成经济综合主管部门综合协调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和物资。

　　第三十四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卫生、医药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伤员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等工作。

　　第三十五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民政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设置避难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点，提供救济物品，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做好灾民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第三十六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邮电、建设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措施，尽快恢复被破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工程，并对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

　　第三十七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持社会秩序。

　　第三十八条 因救灾需要，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事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

　　第三十九条 在震后救灾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服从指挥，自觉维护社会秩序。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　

　　各级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地震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

　　第四十一条 地震灾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害情况和抗震设防要求，统筹规划、安排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

　　第四十二条 国家依法保护典型地震遗址、遗迹。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保护，应当列入地震灾区的重建规划。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又未依法事先征得同意并采取相应措施的；

　　（二）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

　　（二）不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的。

　　第四十六条 截留、挪用地震救灾资金和物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法自1998年3月1日起施行。

又是转载。慢慢看吧。对某一象征物的历史学和政治心理学考察。

红心的故事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钱钢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1]。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2]，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道，某医院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3]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4]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5]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6]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7]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8]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9]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10]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道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11]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12]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13]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

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14]，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15]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16]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17]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18]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道，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19]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道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道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20]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21]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2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1] 人民日报1949.11.13 第5版，诗人柯仲平写道：“人民地球的心是颗大红心，我们能够拿红心团结全世界的人民”

[2] 《解放军文艺》1953.10 曾刊登《碧海红心》

[3] 解放军报 1958.04.06 第3版

[4] 人民日报1958.04.21 第4版

[5] 解放军报 1958.11.12 第3版

[6] 解放军报 1962.11.12 第4版

[7] 解放军报 1965.05.14 第4版

[8] 解放军报 1963.02.11 第2版

[9] 解放军报 1964.03.19 第1版

[10] 解放军报 1966.03.08 第1版

[11] 解放军报 1966.01.11 第1版

[12] 解放军报 1963.10.17 第4版

[13] 解放军报1964.01.18 第2版

[14]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后来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中都有“红心”，其中杨子荣“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和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尤其为人熟知

[15] 解放军报 1968.01.26 第2版

[16] 解放軍報 1968.06.02 第2版

[17] 解放军报 1968.01.07 第1版

[18] 解放军报 1968.02.23 第2版

[19] 解放军报 1967.07.21 第4版

[20] 解放军报 1976.12.13 第4版 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

[21] 解放军报 1976.10.24 第1版

[22]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有小说《达姆彭的红心》；在北朝鲜，有歌曲《赤胆忠心 永葆红心》；一位金日成奖获奖作家写道：“我到祖国北部边陲看到豆满江水滔滔奔流，就联想起我国人民一片红心跟着金正日同志向前奔驰的洪流，闪出了诗情。”（http://www.kcckp.net/ch/periodic/todaykorea/index.php?contents+364+2004-02+15+8）

转一篇宪法学论文，呵呵。有关中国宪法的。我担心转引了之后我博客会被封的，无所谓拉。

王怡：中国的七大违章建筑——兼致全国人大的举报信

有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点，把社会意识形态及政法制度，称之为“上层建筑”，好像整个宇宙都是用水泥敷出来的。既有上层建筑，就有违章建筑。违章就是违宪。一天晚上和冉云飞聊天，说有人举报他的屋顶是违章建筑。我开玩笑说，文联和作协才是违章建筑呢。回家做了一个课题，略论当代中国上层建筑的违章情况。现向诸位公布我的初步报告，并向全国人大举报当前七大违章建筑，建议全国人大飞快设立“上层建筑拆迁办”，好生整顿。免得一旦坍塌了，老百姓海拔较低，难免死伤无数，何其冤枉。

这是继“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之后，我今年又一个自费课题。根据一份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文件，上层建筑违章与否，一概以此为准。为持守学术独立，我本着六亲不认的姿态，谢绝任何党派、组织或个人登门求情或提供赞助。

七大违章建筑，分别如下：

一、政协
违章程度：★★★☆
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我的研究有三，其一，《宪法》没有一个条文提及“政协”这一上层建筑，包括《宪法》第三章对“国家机构”的规定，也未见对这一大型建筑的审批。由此，第一个结论是，“政协不是国家机构”。

其二，这一上层建筑的成员自称“政协委员”，由各种政治、宗教和人民团体派人组成。这些团体均未在人民当中举行过任何选举；其余个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则由政协委员会出面邀请。这一会议不产生于任何选举，会议章程亦由与会的全体成员自行通过。由此推论，参加政协的团体和个人，除了代表他自己，法理上实在不能代表任何其他人。由此，第二个结论是，“政协不是民意机构”。但这一上层建筑自我授权，长期冠以“中国人民”的品牌，最低程度也有假冒商标的嫌疑。建议全国人大除对政协进行严肃整顿以外，尽快注册“中国人民”为政治类商标，提高品牌意识，免得不法者继续妄称“中国人民”这一具有全球巨大市场潜值的名称。

其三，《宪法》序言中唯有一次提及政协，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由此，第三个结论是，“政协是非政府组织”，是由中共领导的，具体说，是接受中共统战部领导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据根宪法序言的这一描述，借用古代的政治术语，政协在宪法上的地位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幕府。尽管我极不喜欢这一定义，但本着中立的研究立场，我仍要承认，目前流行的这一份《宪法》，的确默认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享有一种私辟幕府的特权。根据这一特权和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政协委员的意思，就是中共的幕僚、师爷或食客，也就是有时叫唤“长铗归来兮，食无肉”的那种人。

据此，全国政协每年与全国人大同期召开会议，共享“中国人民”这一政体品牌，称之为“两会”，享有同尊同荣的地位，政协正副主席，也享受“国家领导人”之待遇，这些都是严重违背当前宪法的。与“一国两制”的错误一样，属于一种政体上的“包二奶”行为。《宪法》明确规定，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全国人大是人民行使主权的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一个唯一的、名正言顺、明媒正娶的正室，不应长期容忍一个中共统战部的二奶登堂入室，从执政党的幕府，而僭越为国家的如夫人。

此外，共产党的食客，理应由共产党买单。尽管宪法序言默认了共产党自组幕府的特权，却并无宪法根据，要求全体纳税人负担这一上层建筑的花销。尽管如夫人的花销，通常会低于夫人。但目前仅市一级政协的专职委员或调研员，据称每人每年的办公经费就不少于5万元。这一违章建筑擅动国库，拿老百姓的血汗，为一小撮除了自己谁也不能代表的人买单。同时也长期陷他们的东家共产党于不义，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领导，建立赶紧列入拆迁计划。

二、中共政法委
违章程度：★★★★★
如果说政协是私立幕府，政法委员会就是私设公堂。根据《宪法》第3条，审判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123条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126条说，“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可知，这份宪法把国家的审判权仅仅赋予了法院，若有任何机关宣称自己有权管理、干预和指导司法事务，一定是伪机关、是上层违章建筑无疑。

再看中共《党章》，其中也并未自我授权共产党有管理和领导司法工作的本事。这是颇令人欣慰的。接着，该党章在其机构设置上也不见“政法委员会”的名堂。换言之就是莫名堂。政法委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莫名堂的违章建筑。全国人大长期以来容忍这一师出无名的党内机构，成为凌架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体制之上的违章建筑，公然藐视民意机关的颜面。譬如每年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汇报工作时，该违章建筑的负责人，却从不出面向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交代他们的作为，表示起码的尊重。以致国家的审判机关长期沦陷于一个宪法体制之外的伪机关之手。根据《宪法》第52条，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我的研究表明，中共政法委的存在，是一种分裂国家主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严重行为，不得不向长期受辱的全国人大举报。盼望人大能够自尊自强，身残心不残，下决心对其进行拆迁。

（政法委的人还可以直接调过去当最高法院的院长，而且不需要法学文凭。真的很有意思。）

三、中共军事委员会
违章程度：★★★★★
如果说“政法委”是私设公堂，那么中共的“军事委员会”就是私立军机，在中国的违章建筑中，情节最为恶劣，数额特别巨大，波及全国所有武装力量。

根据《宪法》，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为国家机构，接受全国人大的任命、监督和领导。第93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由此可知，除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法未授权任何组织和机构干预国家武装力量。

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由此可知，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在宪法上也不向其他任何党派、机构和个人负责。

可惜中共的《党章》却公然违反宪法，赫然宣称要“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并另设军机，组建该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开颠覆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并一贯向军队派遣干部，控制全国武装力量。这些作法在宪法上均没有任何依据，也属于彻头彻尾莫名堂的违章建筑。

即使宪法序言默认了中共的领导地位，但也未授予中共有控制全国军事力量的特权。反而在序言结尾明确宣称，“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鉴于中共在宪法上的领导地位，就算国家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全部由中共党员出任，诚实地说，这也不能算作违宪。但是在党内私立军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等于公然组建“影子政府”，完全视宪法为无物。

对一再被辱的全国人大难免同情有加，我见犹怜。但本着学者良知，我仍要继续举报这一违反宪法、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党派行为。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若不自强不息，怀着“道之所存，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的精神，怎能叫公民们相信，人大能顶半边天呢。我也敦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负起你们“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来，积极创造条件，配合上层违章建筑的拆迁工作。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违章程度：★★★★
这是上述第三栋违章建筑的一处裙楼。尽管中共私设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长期在人员和组织上高度重合，混淆视听，令人很难区分。好在中共《党章》不打自招，承认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为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此可知，军中机构中，至少“总政”这一套系统是不向全国人大负责、也不是由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的，而是中共为一党之私，非法渗透全国武装力量的一处大型违章建筑。

为节省国家预算，减轻纳税人负担，建议与第三项合并拆迁。

五、中共宣传部
违章程度：★★★★☆
关于这一违章建筑的危害程度，几年前焦国标先生的雄文已描述得很透彻。我只作两点法理上的补充。其一，除《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外，宪法未曾有第二处涉及对新闻、媒体、表达或所谓“宣传”的界定。即便序言也没有提及中共有领导新闻舆论的特权。其二，中共《党章》在论其对国家事务的控制和领导时，也不曾自我授权，将“新闻或言论”列入其内。其三，和“政法委”一样，该《党章》的机构设置中也找不到“宣传部”。

一个在法律上连门牌号码都没有的非法机构，却长期凌驾于国务院新闻办、全体公民、一切媒体乃至全国人大之上。变公众舆论为枕头风，视天下公器为一家之溺器。甚至陈仓暗渡，让纳税人也一直稀里糊涂地供奉着它们。我一个曾在宣传部呆过的朋友，辞职十年之久，家里的稿纸上仍然写着“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朱红字体。不但公民的钱包被洗白了，连人大的预算，也沦为人家洗钱的工具。老百姓实在不算什么，可一个堂堂的“最高权力机关”，一个党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转过去由它打么。

我本一介公民，也实在看不下去。敬告全国人大三千代表，摸着良心，回到常识。再不发愤图强，加快拆迁步伐，任由“党天下”蔓延，使国家越发体无完肤，你又有何颜面坐专机、吃小灶，回头见江东父老。

六、人民团体
违章程度：★★★☆
人民团体，实在是一个暧昧的词汇，我老家的话，叫做“撩家”，成都话叫“对对糊”，难听点叫姘头，客观点叫托儿。“人民团体”不是一般社会团体，也不是一般NGO。因为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3条第3款第（一）项，有权组成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是不属于该条例登记范围的。如果称为政协中的“人民团伙”，就容易与那些非人民的社团区别了。中国一共有大约200个这样的团伙，都由国家财政拔款。譬如文联和作协，就属于19个由国务院中央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确定编制的“人民团伙”。我老家的话，所谓“撩家”，就是和那个代表“人民”的家伙撩在一起的，就叫“人民团体”；没有被撩上的，就叫社会团体。在我老家，“撩”就是姘的意思。

新华社网站是这样介绍“人民团体”的，“它们虽然是非政府性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但为什么一个非政府组织，国家却要逼着纳税人出钱养活呢。如果说政协是一个幕府，好比中央统战部包养的“二奶”。那么“人民团体”的意思，就是“通房丫鬟”。 一旦通了房，每个月的例钱自然和一般丫鬟不同。

以“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为例，这个宗教团体也是有权参加政协、有权由国务院直接确定编制、有权不进行“社会团体”登记的通房丫鬟之一。和其他18个团体一样，都分配有一个“政协副主席”名额。目前这个团伙的名誉主席丁光训，占着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不下来。它的现任主席季剑虹，尽管一开口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但暂时还只能在全国政协常委的板凳上等着斗换星移。

金陵有十二副钗，北平有19大通房丫鬟。一样的道理，谁通房谁买单，谁脱裤子谁拿钱。难道妄称一个“人民团体”，就成了全体人民的负担？全国人大，十三亿纳税人，我们只养政府，不养政府的情人。更没有义务养情人的情人。

建议“上层建筑拆迁办”一旦成立，先拿丫鬟开刀，把这些被“人民”了的团体一揽子拆迁了。让民间的回到民间，宗教的回到宗教，文学的也回到文学。然后国家财政若要扶持文化，就要一视同仁，天下社团雨露均占，而不是比赛谁的裤子脱得快。

七、中国少年先锋队
违章程度：★★★★
200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少先队”堪称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财政扶持的上层违章建筑。共有1.3亿14周岁以下的儿童，被裹胁参加这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法社团。这一团伙自称中国儿童自发的群众组织，但其实从1949年前的中共苏区开始，就一直受制于“少共中央局”及后来的共青团组织。该组织并组建了“全国少工委”，负责对全国未成年人实施精神控制。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李源潮、赵勇、杨岳等人，曾先后担任过“少工委”主任。连少先队的《章程》，也是由共青团中央开会通过的。

《宪法》规定，公民有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国际人权与政治权利公约明确规定，这一自由包括“父母”为未成年子女选择和进行信仰教育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少先队”组织却利用政府教育系统，剥夺了父母对儿童的信仰教育。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该法说，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是“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但“共青团”长期向少先队员有系统地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对儿童进行军事化的编制和训练，诱使他们拿自己的生命宣誓入伙。我的研究表明，该组织不但属于违章建筑，而且大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

提请全国人大注意以下事实：

1、该组织有一套成熟的准军事化系统，分设大队、中队和小队，有统一的队旗、队服、队歌，有类似军衔的等级，有严格的纪律管理，有办公场所和经费。在成年人的指示下，定期学习暴力革命理论，弘扬和鼓励革命者的牺牲精神。并定期集会，进行军事化的集合列队操练。

2、该组织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培养成员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加入该组织的儿童，必须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其中年龄最低的受害者只有7岁。每次集会，该组织成员要向级别高的成员和辅导员行队礼。模仿法西斯军礼，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集会完毕，有一人带头高喊“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全体儿童成员必须齐声高呼，“时刻准备着”。

3、尤其是没有宣誓加入这一团伙的儿童，在所在学校一般都会受到考试、考察、品德鉴定、座位安排、奖励评选、福利机会等方面的各种歧视和羞辱。已加入者如果退出，在受教育权方面则可能受到更大的不良影响。笔者调查发现，有大量受害家庭，甚至连续几代都曾在童年时被裹胁加入过这个组织。

在党和国家多次宣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并倡言“和谐社会”的今天，一小撮保守的共青团人士，仍以阶级革命的理论长期控制和煽动全国的未成年人，并以“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歇斯底里的、带有暴力色彩的口号，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其行为能力明显不相符合的政治性宣誓。这与山西黑砖窑的童奴事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场宪法上的叛乱。由此我本着一线良知，提请全国人大，救救我们的孩子吧。

笔者建议，将上述七类长期非法运作，并侵吞大量国有资产的违章建筑，列入第一批拆迁名单。建议全国人大分别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由“上层建筑拆迁办”全权负责协调国家机构，执行拆迁工作。并对类似的违章建筑如共青团、各民主党派、全国反邪（610）办、全国综治办等，以及一些所谓集体所有制的烂尾楼，进行调研，尽快拟定第二批拆迁名单。

我也知道拆迁难度之大，但仍希望被违章建筑包围的全国人大，能对一个公民的举报予以回应。告诉老百姓说，龟儿子骗你，我才是最高权力机关。

最后声明，上述研究结论完全以一份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文件为依据，并不受本人政治、宗教和学术立场的影响。若以本人持守的具有普世性的宪政、民主与人权标准衡量，那么全国人大，你娃和共产党一样，也是先上车、后买票，难逃违章建筑之恶名。但仅以宪法本文论，我仍然尊重全国人大的权威和宪法地位，并顺服《宪法》第41条公民有批评、建议和检举、控告权利之规定。故仍然决定公开向其举报。

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毕业了，心里面既有期待也有不安。期待的是可以回到家里，见到久违的家人和朋友，不安的是我的腿到底能否恢复完全，还有那个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司法考试。

从医院回来也有20多天了，每天的生活就是一个人呆在寝室里写论文，上网看看新闻，有空也看看电影。然后就是自己做康复训练。每天的生活其实也很有规律，睡眠时间也比受伤以前多了。

但是这样没有什么波澜的生活让我有时候觉得非常的无聊和焦虑。生活没有多少乐趣，顶多就是看看电影解解闷。也许我现在需要的是特别的耐心和等待，还有坚持康复训练。只有这样我才能早一点扔掉拐杖，双腿走路。

现在预想以后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激动。可能是我给自己计划的道路太过于艰难和漫长，让我看不到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希望。

现在困扰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专业选择问题。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选什么专业最好呢？我个人的想法是我学了这个专业之后，能够通过知识的传播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为中国的发展做一点我个人的贡献。大家觉得宪法怎么样？学国际法总觉得用途有限，特别是国际公法，国际社会，还是强权即公理，国际法也只是一个软性的约束，作用不大。对于国际经济法我现在也丧失了兴趣，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喜欢比较宏观的事情吧，对于国际经济法里很琐碎的规则不是特别感兴趣。

这个也只是想想而已，还不知道校长会不会同意呢。

不管怎么样，先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好再说。论文正处于收尾阶段，法语也还是老样子，司考还没有什么动静，这几样都要好好努力啊。

今天吃饭的时候，还和别人讨论在非洲有没有一个经济健康发展国内没有政治动乱的国家。有人说南非算吧。我想要是除开其种族隔离政策废除之后治安的恶化之外，可能也没有多大的社会问题，经济也应该算是非洲国家中数一数二的吧。但是我当时想到的答案是埃及。CNN和BBC上很少有关于埃及的负面新闻，我倒是经常看到埃及的一个投资公司的广告。所以猜想这个国家国内政治秩序应该比较稳定，经济也应该是稳步发展的。但是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写得是其首都开罗的噪音问题，让我觉得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读完这篇文章，我想象着那种说话基本上要靠喊的生活是有多么的难受，不知道是不是因此也能培养出很多男高音歌唱家来。

CAIRO — Egyptians in this capital city say it is harder and harder to be heard and to have a voice, but they are not talking politics. Well, not only politics.

Salesmen shout in Cairo, where the noise is like living with a running lawn mower next to you.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or rather yelling about, is noise, the incredible background noise of a city crammed with 18 million people, and millions of drivers who always have one hand on the horn and a rules-free way of thinking.

“Whenever I talk to people, they always say, ‘Why are you screaming?’ ” said Salah Abdul Hamid, 56, a barber whose two-chair shop is on the corner of a busy street on the north side.

Mr. Hamid was, of course, screaming.

It was 4 p.m. in Rhode al Farag, a typical Cairo neighborhood teeming with people and shops and cars and trucks and buses and horse-drawn carts. From his shop, the landscape of sound revealed a chorus of people struggling to make a living, trying to assert themselves in a city, and in a country, where they often feel invisible.

Noise — outrageous, unceasing, pounding noise — is the unnerving backdrop to a tense time in Egypt, as inflation and low wages have people worried about basic survival, prompting strikes and protests. We’re not just talking typical city noise, but what scientists here say is more like living inside a factory.

“It’s not enough to make you crazy, but it is very tiring,” said Essam Muhammad Hussein, as he sat in a cracked plastic chair outside the corner food shop his family has owned for 50 years. He was shouting as he talked about the noise, though he did not seem to realize it.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he asked. “Where is the way out?”

This is not like London or New York, or even Tehran, another car-clogged Middle Eastern capital. It is literally like living day in and day out with a lawn mower running next to your head, according to scientists with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They spent five years studying noise levels across the city and concluded in a report issued this year that the average noise from 7 a.m. to 10 p.m. is 85 decibels, a bit louder than a freight train 15 feet away, said Mustafa el Sayyid, an engineer who helped carry out the study.

But that 85 decibels, while “clearly unacceptable,” is only the average across the day and across the city. At other locations, it is far worse, he said. In Tahrir Square, or Ramsis Square, or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pyramids, the noise often reaches 95 decibels, he said, which is only slightly quieter than standing next to a jackhammer.

“All of greater Cairo is in the range of unacceptable noise levels from 7 a.m. to 10 p.m.,” Mr. Sayyid said.

By comparison, normal conversation ranges from 45 to 60 decibels, a chain saw registers 100 decibels and a gunshot 140. Because the decibel scale is logarithmic, every 10 decibels equals a tenfold increase in intensity.

Noise at the levels commonly found in Cairo affects the body. It can cause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and other stress-related diseases. It can interfere with sleep, which almost always makes people more irritable. “People need a chance to sleep, to have a chance to think, in quiet,” said Dr. Nagat Amer, a physician and researcher with the national center.

But quiet is in short supply, especially in densely packed neighborhoods like Rhode al Farag, where the streets are alive 24 hours a day with people struggling with one another to eke out a living. In the last six weeks, 11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fights in lines to buy some of the cheap subsidized bread many rely on to feed their families.

While noise is never cited as a reason for the spasms of violence, it is a silent enemy that makes the pressures of life that much harder to cope with, people on the streets here said.

“The noise bothers me and I know it bothers people,” said Abdel Khaleq, driver of a battered black and white taxi, as he paused from honking his horn to stop for passengers.

“So why do you do it?” he was asked.

“Well, to tell you I’m here,” he sai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ogic in this country.”

And then he drove off, honking.

In general terms, the noise is a symptom of an increasingly unmanageable city, crowded far beyond its original capacity, officials at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said. The main culprit is the two million cars, and drivers who jam the city roads every day.

But Egyptians also like to live loud, preferring community to private space, mourning a death and celebrating a wedding with a good dose of noise. Muezzins’ calls to prayer wail from loudspeakers in the minarets of thousands of mosques in the city. The problem is there are more people now, more cars, more competition for a sale, more jockeying for a spot on the road. And with that much more, there is less consideration for the person behind or next door, social commentators said.

“We like to live our life with people around us — there is no privacy,” said Ahmed El-Kholei, a professor of urban planning at Monufiya University in the Nile Delta north of the city. “This is not a bad thing in itself, but the way it is expressed is wrong. Before, when someone held a funeral, the neighbors would postpone a wedding out of consideration. Today, you see the funeral and the wedding all howling in the microphones at the same time.”

Still, Egyptians do not, as a rule, complain about noise.

“What noise?” asked Madbouly Omran, who has run a small nut stand on Rhode al Farag Street since 1970.

The trucks rumbled by. A pickup truck hit its air horn. Taxis honked.

Moustafa Abdel Aleem, who works in the booth with Mr. Omran, said, “The noise is not something I want, but I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it’s forced on me.” So he turned on the radio in search of a song he liked, and of course, turned the volume up.

In a nation where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survives on about $2 a day, people understand the struggle to feed a family. In Rhode al Farag, men worked on cars in the street, butchered meat in the street, blasted radios and turned up television sets. Like shellshocked war veterans, residents sat out on the street, sipping tea, oblivious to the cacophony.

Even when it came to the shop run by Mahmoud Faheem, people did not complain. Mr. Faheem rents out concert-sized speakers, and he displayed his speakers on the street, offering the entire block a never ending thump-thump of dance music. “Let him eat bread,” said Atef Ali, 45, the owner of a food shop next door, using an Arabic phrase to explain why he did not complain, even while he detested the music.

And so the people shout, and shrug.

They shout to be heard, and shrug because they say there is nothing they can do but join in, honking, banging, screaming, whatever they need to do to make it through the day — or the intersection. The noise is the cause and the reaction, they say.

“Life is like this,” said Ahmed Muhammad, 23, who makes his living delivering metal tanks of propane to homes. He hangs four tanks off the back of a rusted bicycle, then rides with one hand on the handlebars, the other slamming a wrench into one of the tanks to announce his arrival to the neighborhood. “Making money is like this,” he said. “What am I going to do? This is how it is.”

转载一篇好文。

The purpose of this memo is to convey my personal philosophy as it relates to Bridgewater. By "philosophy" I mean a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objectives and beliefs about how these objectives can be achieved.

The Philosophy
My overriding objective is excellence, or more precisely, constant improvement at Bridgewater. First and foremost, I want to have a culture of excellence that results in a superb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company in all respects. While I enjoy myself most when I can focus on the markets and the investments strategy, 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make the company great. I also need to have people around me who are similarly motivated, both because I cannot achieve this goal alone and because I would not want to (I want to work hard and celebrate the success with others). I have been very lucky in this regard as several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philosophy have been with me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who have been here less time that I am optimistic about.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omeone could pay me is to tell me what a great team of people I have assembled. But, I won't compromise excellence for the team.
This brings me to the subject of conflict. Conflict i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s a terrific thing and is strongly encouraged, in fact demanded. There should be no (or as little as possible) hierarchy. Certainly there are organizational "superio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s; however, every "subordinate" is encouraged to argue with his or her "superior" if he or she thinks they know the better way, and every "superior" is required to encourage this. Naturally, even after such exchanges of opinions, differences in conclusions are sometimes going to remain. The "superior" is encouraged to only rarely use the authority of his or her position in determining the outcome. Rather, in the event that a disagreement occurs, both should plead their cases to a small group of appropriately knowledgeable parties (it is the obligation of these people to decide solely on the basis of the merits of the arguments) - I want power to lie in the reasoning, no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 While there are drawbacks to this approach (a lot of time can be spent in discussions, disagreements can produce tensions, etc.), the advantages (e.g. the decisions are likely to be better, people who don't have seniority know that they can drive the decisions, etc.) outweigh them. Clearly this approach isn't perfect, but it is the best I know of because I believe it is most likely to foster excellence.
Like conflict, criticism (by oneself and by others)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the improvement process. Criticism is identifying problems. Identifying problems is essential to improvement. The biggest impediment to improvement in most companies is that people tend to tie their egos to problems and, as a result, are reluctant to identify and talk openly about their problems. They inevitably view identifying problems as personal attacks and shy away from dealing with them. Instead, criticism should be viewed as constructive, not destructive. Mistakes are good things - if we learn from them and improve. What matters most is how people deal with them. If they objectively diagnose mistakes and establish ways of not repeating them, that's great. If they avoid facing up to them and don't alter what they are do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As with conflict, there should be no hierarchy in the giving or receiving of criticism.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people pointing out my mistakes, and I genuinely want criticism; I assume the same to be true for all others here.
I believe that another ingredient for success is team spirit. By team spirit, I am referring to 1) one's recogni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ne has to help the team achieve its common goals and 2) the willingness to help others (i.e. work within a group) toward these common goals. This involves the realization that Bridgewater is a community in which our fates are intertwined. For the company to be successful every area of the company must work very well; if one area fail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As the saying goes, we are as strong as our weakest link, and this is why the individual must recognize his or her importance and obligations to the whole organization. When this behavior exists, people also know that others can be relied on to go to extraordinary lengths to help. As a corollary, substandard performance cannot be tolerated anywhere in the company because it would hurt everyone. Poor performance and/or uncooperative attitudes undermine the team.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responsibilities a team leader has is to cut poor performer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trying but don't have the ability. This is often perceived harsh or unkind, but it is ultimately best for everyone, including the person who is being cut. Think of Bridgewater as being a team like the Green Bay Packers under Vince Lombardi - if you like being challenged and performing up to your potential, Bridgewater is the right place for you. If you are thin-skinned and don't like conflict or criticism, you should be somewhere else.

People who work at Bridgewater have been selected because they have been high achievers (i.e. exceeded the standards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bviously, everyone here has high standards for their own achievement, but it is not likely that individuals hold themselves to standards tha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achieve. The philosophy of Bridgewater is such that individuals are held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ndards, and the goal is to get people to achieve far beyond their previous standards and expectations.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Bridgewater is not about plodding along at some kind of moderate standard; it is about working like hell to reach a standard that is extraordinarily high, and then getting the satisfaction that comes with that kind of super-achievement.

As mentioned, my overriding objective is excellence and constant improvement at Bridgewater. To be clear, it is not to make lots of money. If faced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making lots of money, I'd choose the excellence, though they are integrally tied (not only does the culture produce financial success, but financial success provides the resources to pursue excellence). Because they are so integrally related, they can easily get confused. I don't think one can achieve real excellence in order to make money because making money would then be the goal, not excellence. They are two different goals. When faced with the choice, excellence will be cheated. Money doesn't bring happiness;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does. Pursuit of excellence can take many forms - in one's job, raising one's kids, being a great lover, etc. I have known several really rich people, none who has been happy because of it. I've also known plenty of people who have hardly any money and are into their challenges and are happy. There is a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achieving happiness and a poor correlation between having money and having happiness. For me "success" measured in financial terms is a consequence, not a goal in itself. Also, as the saying goes, it is a means of keeping score. I like putting points on the board, but excellence is the goal (i.e. the kick).
If we operate consistent with this philosophy, we all will be very productive, and the company will do well financially. The company is like an ecosystem in that for us to flourish, people have to be both productive and nourished (well paid). 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balance. If there's lots of productivity and not commensurate pay, we will experience turnover and ruin the system; similarly, if there isn't productivity, there can't be good pay. So, I want to pay peopl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above the market. I believe that while money is a relatively poor motivation for people (because good people will work well regardless and poor people won't improve because of it), we will certainly lose the right type of people (i.e. motivated and capable) if they are not well paid. Besides, it would undermine the esprit de corps that comes from sharing the benefits and treating people well.
As an extension of the pay and promote based on productivity philosophy, there is comparatively little age and seniority based hierarchy in terms of compens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ver time people will develop track records. Based on these track record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pensation can change quickly. For this reason, quite young people who have what it takes can advance at a fast pace. Seniority and experience only matter if they contribute to superior performance. I started Bridgewater at age 25, and I'm an entrepreneur, so I believe in young people who want to make great things happen. Additionally, because I want performance (both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company's) and compensation to be linked,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compensation comes through bonuses and/or other performance-based schemes. This has the added benefit of tying the individual's financial well-being to the company's, which a) helps foster the common pursuit of excellence, b) allows the company's revenues and expenses to vary together and c) should provide greater total compensation than would be available otherwise. On average, incentive related compensation makes up 25% of total compensation with the percentages rising as total compensation increases.
I am hoping that we build long term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at Bridgewater because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a) gratifying (during good times it's fun to share success with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long side with you, and during difficult times it is gratifying to know that they are with you) and b) efficient (turnover requires retraining and therefore creates set-backs).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s will be long term and people by nature are skeptical, I believe that my credibility (and the credibility of other Bridgewater people) will be earned over time. People who have been here a long time know whether or not I am operating consistent with this stated philosophy. Hopefully, what I get in return is their trust and confidence (both that it will work and that they will get a fair deal). The only reason to work at Bridgewater is because you believe that this philosophy works and that it is being followed here. If you think that this is either the wrong philosophy or the right philosophy and not being pursued here, you should be pessimistic about Bridgewater's futur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existing people, products or clients), Bridgewater is this philosophy. While everything else will change, this philosophy will remain the same (hopefully) and describes how we will approach change. Bridgewater today is, except for the philosophy, very different than it was a few years ago and will be like a few years from now. The course of our evolution is a function of this philosophy.

美国的PE最近因为次级债危机的原因，业务变得突然很难做，不仅很难从银行借到钱，想发行债券也没有什么人买，所以也就没有外部资金来进行杠杆收购了，最近新闻上报道的PE的并购交易少得可怜，而且很多PE交易都以闹上法庭PE赔偿违约金了事。

不过英国的PE倒是很有眼光，看上了英国不久即将进行改革的法律服务业。根据英国最新公布的2007法律服务法案（legal service act 2007), 律师事务所可以公开发行股份，不过此法案要到2011年才开始执行。一家叫做lyceum capital 的中型PE 现在已经摩拳擦掌，未雨绸缪了。根据新闻报道，该PE已经联系了好几家中型律所（有成长潜力），帮他们做未来的融资方案，而且聘请了行内专家作为业务顾问。但是这家PE要想真正在法律界大干手脚，也要等到那关键的法律生效才行。不管怎样，这家PE紧跟政策变动，先把关系网拉好的业务策略还是很值得欣赏的。

其实PE如果觉得投资律师事务所有利可图的话，可以到澳大利亚去投资。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过澳大利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slate & Gordon) 已经上市融资，看到的后续报道也说这家律所的利润增长也不错。估计接着还会有其他的律师事务所跟着上市。

不知道允许律师事务所上市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国家颁布了放行的法律。两个都是普通法国家。我猜下一个做如此改革的可能会是加拿大或者新西兰这样的普通法国家。

美国总统竞选正进行地如火如荼，各大媒体也是竞相报道，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也被热闹的谈论着。像我们这样的非美国人也为了奥巴马或是希拉里赢了州的初选而激动。可能大家都觉得美国的国内事务其实对于国际形势的走向都很有影响，所以就特别关注。

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很有意思的新闻，比如说下面的这个报道：

目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正酣，奥巴马与希拉里的角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人们也许不知道，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小滨市正为奥巴马而疯狂。

　　由于“小滨”在日文中与奥巴马发音相同，一些小滨市市民就成了奥巴马的支持者。民主党在佛蒙特、俄亥俄、得克萨斯和罗得岛4个州的预选计票结果将于日本当地时间5日公布，在此紧要关头，300多名小滨市市民当天集中到小滨市饮食文化馆，收看电视转播并为奥巴马加油。

　　一些与会者身穿印有奥巴马头像的Ｔ恤衫，头戴写有“我爱奥巴马”字样的缠头布，俨然是奥巴马的铁杆粉丝。当地点心店专门制作了印有奥巴马头像的豆馅包，请与会者品尝。集会上还播放了专为声援奥巴马而创作的歌曲。当看到奥巴马在佛蒙特州获胜时，与会者一片欢呼并鼓掌庆贺，随着奥巴马在其他3州失利，与会者又露出担心的表情。最后，大家连呼“奥巴马加油”。

     这一集会吸引了约150名记者前来采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进行了报道，据说集会的场面将在全美播出。集会组织者藤原清次说，自己所在城市的英文译名和可能成为世界头号名人的人同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实，小滨市早就在和奥巴马“攀亲”，去年1月就曾向他赠送过当地的特产“若狭彩漆筷子”。随着奥巴马在提名战中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人气在小滨市也越来越旺，当地还出现了不少与奥巴马相关的食品、用品等。不久前，小滨市市长村上利夫还给奥巴马写了信并送给他祈求胜利的漆器不倒翁。本月3日，村上利夫收到了奥巴马的回信。奥巴马在信中感谢小滨市的支持，并表示他与小滨市分享的不只是名字，也承担共同的责任。在来信最后的签名上方还有日文“您的朋友”的字样。

　　不过，对于这股“奥巴马热”，小滨市也有反对之声。有市民就说这是一些人在瞎起劲，市政府也已多次接到电话，抱怨“为什么要支持其他国家的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很可怜”等等。有报道说，奥巴马一直对小滨市的热情没有理睬，只是在小滨市对外国媒体抱怨后才回的信。对此，奥巴马迷们不以为然。担任“自愿支持奥巴马之会”事务局长的藤原清次说：“说到底只是‘自愿’而已，这和在家喝啤酒是一样的。”

其实除了发音相同之外，奥巴马和日本小城小浜应该是怎么也扯不上一点关系。但是当地人却这么热情地支持奥巴马的竞选，真的透露出一股纯真的傻劲。其实不管他们怎么支持奥巴马，对于他的竞选肯定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捐钱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接受外国人的政治捐款是违反竞选筹资法的。

不过我还是很欣赏这种举动的，因为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方法不同而已。半年前就写了一个关于奥巴马的博客，但是更新得不是很勤，推广也做的不足，所以浏览量一直不是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奥巴马在国内没有希拉里的知名度高，因为后者作为美国前第一夫人已经被很多人所知晓。

如果有人对于奥巴马有好感，并且愿意发表有关文章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转发在我的博客奥巴马中文网上。地址是 http://blog.sina.com.cn/aobama , 希望感兴趣的人可以多多访问。

估计今天科索沃要宣布独立的，电视里，报纸上都这么说。

学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的人这回可有了用武之地，在报纸上电视上做做评论什么的，给普通人普及一下国家成立和国家承认方面的法律知识。

我都忘了国家成立的法律要件了， 赶紧查了一下资料，做个小小的分析：

首先科索沃要得到其他国家对其作为一个国家给予承认，其本身必须先满足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标准：也就是要满足以下的四个条件：1. 常住的人口， 2. 确定的领土，3. 有效的政府，4.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这一项的核心要求是独立状态）。（Montevideo convention,1933)

科索沃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就处于事实上独立治理的状态，基本上满足了以上4个条件。

至于国家承认的问题，国际法学界还有分歧:主要有两种理论：承认宣告说和承认构成说。承认宣告说认为一个实体在上述条件都具备时，就可以事实本身而成为一个国家，无需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和行为；而承认构成说则认为只有当其他国家认为这个条件都已具备，并最终承认这个新国家的法律地位时，一个新国家才算构成。科索沃肯定会主张承认宣告说，赛尔维亚肯定会对此表示反对，找出理由来论证科索沃不符合一个国家的条件。

这些国际法理论作为政治的背景，就能够生出很多种说法，被各个参与此事件中的国家和组织所利用，我等着看美国，欧盟，中国，还有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对国家独立的法律要件的说法。

看了一下维基上面的资料，发现科索沃真的很小，也就才4千多平方千米，人口有2百万，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也能独立，而且主要的名族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了，阿尔巴利亚，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利亚，这样同一个民族的领土就统一了，多好。

科索沃独立了，我们的政府肯定也在紧密地观察事态发展。各方的处理手段对我们的民族政策也很有借鉴作用。

我觉得是搞天气预报的中央气象台。中央气象台下属了一个叫做华风集团的传媒公司，专门做天气预报相关的节目制作。而且好像该公司还是跨媒体经营，通过各种媒介形式提供天气信息。我想该公司的节目的受众应该是全球最多的吧，毕竟是在中国嘛。说他最具竞争力，原因很简单，想想国内还有那家气象台和中央气象台竞争？

美国有家同类型的媒体公司叫做THE WEATHER CHANNEL, 也是专门做天气方面的媒体服务，最近该公司的东家要把该公司给卖了，出价是50亿美元，也不知道华风一年的盈利额有多少，不过去参参股，搞搞海外投资倒是很不错的。

国际上这样的专门搞天气的媒体公司应该也有很多吧，华风搞搞国际投资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我哪天给他们领导写封邮件，说说这事，哈哈。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段讲次级债危机的视频，觉得挺搞笑的。发给大家看一下。

次级债危机也能讲得这么搞笑，确实很强。

本人以前写过一篇关于苏世民的介绍文章，说的是这位美国PE界大佬取了一个绝好的中文名字。

大家都知道刚成立没多久牛气十足的中国投资公司第一笔海外投资就是买了苏世民的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股票。可是该公司的股票上市之后，股价一路下跌，主要原因也是美国次级债危机导致银行收紧提供给PE进行杠杆收购的贷款以及投资者对于债券投资也采更加谨慎的态度，导致PE进行收购的资金紧张，没有钱去收购运营不善的公司，其公司业绩也就自然下滑了。

下面看看苏世民对于其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中投公司给的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日前，百仕通（BlackStone，又称黑石）CEO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表示，中投公司入股百仕通出现亏损只是“暂时”现象。　

　　百仕通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PE），6月22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在其上市前，管理中国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以每股29.61 美元的价格购入百仕通1.01 亿股，投资30 亿美元。但上市之后的百仕通股价一路下跌，最低时曾跌至21.54美元/股，中投首单便出现浮亏。　

　　苏世民10月30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做上述表示。当天，百仕通股价收于25.29美元/股，较发行价下跌4.32美元/股，中投公司浮动亏损额达4.36亿美元。
　　苏世民把股价下跌原因归咎于此轮美国次贷风波。“我们的业绩表现很好，但上市的时机不太好。我们上市三天后，杠杆收购的信贷市场突然消失，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苏世民说。　

　　苏世民称，百仕通的业务模式是尽可能利用资金杠杆去进行公司收购，待公司业绩提升后，再卖出获利。据苏世民介绍，百仕通借款的比例一般达到75%——“我们自已有1元，一般要借3到4元”。　

　　次贷风波发生后，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银行收紧贷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借贷出现困难。“我们没有做次级债，我们只做普通业务，借正常的钱，但银行说，我们不能借款给你了。如果借不到钱，就不能买公司，所以我们最近不可能活跃。在我们这个行业，最近没有人活跃。”苏世民说。　

　　而这直接影响到了百仕通的市场表现。苏世民说，“我们借不到钱，投资者对我们的股票兴趣就不大。等我们可以借钱了，股价就会回升，所以这种现象是暂时。”　

　　苏世民还说，信贷市场突然消失的情形在过去发生过多次——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以及1987年全球股市崩盘时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形。尽管如此，苏世民认为，百仕通在全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的业绩是最好的。　

　　1985年，苏世民离开雷曼兄弟，与另一合伙人各自出资20万美元创办了百仕通。目前百仕通管理约2700亿美元资产，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苏世民称，过去23年里，百仕通平均每年的收益率高达33%。

　　在演讲时，苏世民强调自己“很关心中投公司亏损”一事。他说，中国受到了损失，而他自己因为拥有百仕通23%的股权，受到的损失是中投公司的2.5倍。另外，百仕通的所有员工都持持有公司的股票。
　　关于次贷风波对全球经济影响，苏世民认为，全球经济会因此放慢，但程度多深，还难以预料。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房屋是最主要的资产。现在美国的房价已经下跌，会让美国人觉得变穷，因而会不愿意消费，而消费减少会致使美国经济增长放慢。”苏世民说。　

　　由于美国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一旦其经济增长放缓，对全球经济会有重大影响。“每次都有人说，这次会不同，但每次都是一样的——美国慢了，全球其它经济也会放慢。”苏世民说。　

　　虽然中国、印度、俄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这些非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欧洲经济也不佳，如果全球经济的70%在下跌，其余的30%不跌会很难。”苏世民说。　

　　在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放缓可能的情况下，苏世民表示百仕通的资产组合也会有所调整。“我们会收购医疗产品公司，因为人们不会不生病；我们会收购食品分销公司，因为人们还得吃。在中国和印度，我们则会挑选那些管理好和前景好的公司。”苏世民说。　

　　对于中国股市是否存在泡沫一说，苏士民没有直接回答。但他表示，相对全球其他股市，中国股市价格偏高，而这也影响了百仕通对中国公司的收购。

跟寝室的小孩子聊天，问他爸爸是不是一直都为新韩银行工作，他告诉我并不是啊。他说他爸爸以前工作的那家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被新韩银行给收购了，他爸爸也就被新韩给收编了。也许是韩国银行比较人道或者是工会势力大，都没有怎么裁人啊。

后来我有跟他聊韩国的银行，我说我知道HANA BANK, KOOMIN BANK, WOORI BANK, 还有KEB, 韩国外换银行，说到KEB ,小孩子就来劲了，就问我TEACHER,DO YOU KNOW LONE STAR? 我当时都有点惊讶，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LONE STAR, 韩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教育果然是做得很到位。他跟我讲说LONE STAR 把 KEB 买了，然后又卖给了KOOMIN BANK. (这么小就知道PE的运作原理，太不简单了，哈哈）。 我就跟他说其实没有卖给KOOMIN BANK, 政府不让卖，卖给HSBC 了，小孩子没有听说过HSBC, 怎么给他讲也听不懂。

后来又问我LONE STAR是不是银行，我说不是，我本来想跟他LONE STAR是PE, 但是小孩子肯定听不懂，干脆就不讲了，不过我觉得这小子对金融交易似乎很感兴趣的，好好培养，以后说不定可以成为一个金融奇才。

说到LONE STAR, 这家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在要想在韩国赚钱可没有那么容易。其在韩国的代表也因证券价格操纵案受到起诉，LONE STAT美国的总裁过来首尔作证，结果把人家扣了十天才让人家走人。 其实整个事件就是因为韩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所致，极端分子看到PE转手买卖股权赚钱太容易，而且因为交易结构设计，LONE STAR连税都不用怎么交.这帮人就和检察官一起把LONE STAR 赚钱的美梦给搅了。其实我到觉得这帮人是在帮倒忙，本来是把KEB卖给他本国的KOOMIN BANK, 结果卖给了外资银行HSBC, 最后还是便宜了外国人。

朝鲜日报的中文版老把LONE STAR 翻译成龙星，实在是搞不懂。

以前上过GOOGLE EARTH 上找我家，结果没有我们区（武汉市黄陂区）的清晰图片。 这回上了一下久违的维基马屁亚，竟然已经有了我们区的清晰图片，我非常欣喜，于是截了以下的图，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看一看中国的截图。

可以看到武汉市在中部靠东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湖北省。

湖北省面积不算很大，可以看到湖北省边境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山区，武汉位于中部的江汉平原。

下面这张图就是武汉的截图了。我们可以看到长江在武汉转了一个弯，上面还有一条小河汇入长江，那条河就在我家旁边，叫做滠水河。最上边那个较大的方块就是黄陂县城了。

这张是县城的放大图。我家就在右上角的地方。

过渡一下。这是右上角的放大。我们村还是在右上角。

再来一张就可以看到我们村了。右边的房子聚集区就是我家所在的村民小组，叫做萧家楼。村里人大部分都姓萧。

再来一张大一点的。

我家就在这些房子之中。因为没有装PHOTOSHOP，也不好做标记了。两条路的交界处的右上方的那个房子就是我家了。

这是一张农田的截图。田里没有庄稼，估计是初春的时候拍的。池塘也干着在。农忙的时候我一般都要回家帮忙的。

这是我们高中的截图。大概右100亩的样子。看到这张图，可以想起很多高中的事情。最高的大概是和同学一起在球场上踢球了。那个操场也是曾经让我获得信心的地方，第一次参加运动会，就得了1500米第一名。右边的一排房子就是我们的宿舍楼。每天早上6点就得爬起来去上早自习，然后晚上10点睡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扬帆给他的二奶买了一个房子。

再来一张。

国内有个机构的英文简称叫做SARFT, 经常发布一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规定。

最近的一个规定，跟那些经常上网看视频的朋友的生活就很有关系了，大家还是看看这个规定吧。

这个规定叫《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里面最严格并且会产生实际影响的一条如下：

第八条 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法人资格，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且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

仔细看一下国内的所有的视频网站的背景，恐怕只有央视的视听节目服务满足以上的要求。

国内的几个比较有名的视频网站，比如说土豆，优酷，还有PPLIVE， 都是由IT精英创立，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后才发展起来的，清一色的都是民营背景，而且如果把风险投资的海外身份算进来的话，还可以说是外资身份。如果主管机构真的严格执行上面的规定的话，这些网站面临的命运可能就是关闭或者将民营股权卖给国有单位，最后的结果可能也是倒闭。

网上的报道说这些网站都在焦急地等待后续规定的出台，期望着主管机构能够做出变通性规定。

这个规定其实可以看成国内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难以琢磨的一个例子，估计如果主管机构不对这个法条进行修改的话，那些风投的几千万美元就会随着这一纸规定的出台而烟消云散，不见踪影，更不用做海外上市的迷梦了。

想想这个SARFT其实是很好心肠的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个道德楷模。在网上找到了下面这段文字，贴出来作为结尾。

如果SARFT是一个人：

后面一句话应该是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呵呵。

今天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对于中国一些人的人生道理分析得很有道理，现在转贴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标题是 “the dictatorship of talent”, 我都不好直译了。作者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员，戴维布鲁克斯，维基上对该君的介绍里提到他在文化评论上很有建树，创造了很多新词，最有名的就是布波族（BOBO, bourgeois bohemian的合写) 。

原文如下：

Let’s say you were born in China. You’re an only child. You have two parents and four grandparents doting on （宠爱，溺爱）you. Sometimes they even call you a spoiled little emperor.

They instill （慢慢地灌输）in you the legacy of Confucianism, especially the values of hierarchy and hard work. They send you off to school. You learn that it takes phenomenal feats of memorization to lear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You become shaped by China’s intense human capital policies.

You quickly understand what a visitor understands after dozens of conversations: that today’s China is a society obsessed with talent, and that the Chinese ruling elite recruits talent the way the N.B.A. does — rigorously, ruthless, in a completely elitist manner.

As you rise in school, you see that to get into an elite university, you need to ace the exams given at the end of your senior year. Chinese students have been taking exams like this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he exams don’t reward all mental skills. They reward the ability to work hard and memorize things. Your adolescence is oriented around those exams — the cram seminars, the hours of preparation.

Roughly nine million students take the tests each year. The top 1 percent will go to the elite universities. Some of the others will go to second-tier schools, at best. These unfortunates will find that, while their career prospects aren’t permanently foreclosed, the odds of great success are diminished. Suicide rates at these schools are high, as students come to feel they have failed their parents.

But you succeed. You ace the exams and get into Peking University. You treat your professors like gods and know that if you earn good grades you can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 Westerners think the Communist Party still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political ideology. You know there is no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hina except prosperity. The Communist Party is basically a gigantic Skull and Bones （这句话有点吓人，呵呵，SKULL AND BONES 是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美国很多的社会精英在耶鲁就读时就是改会的成员）. It is one of the social networks its members use to build wealth together.

You are truly a golden child, because you succeed in university as well. You have a number of opportunities. You could get a job at an American multinational, learn capitalist skills and then come back and become an entrepreneur. But you decide to enter government service, which is less risky and gives you chances to get rich (under the table) and serve the nation.

In one sense, your choice doesn’t matter. Whether you are in business or government, you will be members of the same corpocracy. In the West, there are tens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elites. In China, these elites are part of the same social web, cooperating for mutual enrichment.

Your life is governed by the rules of the corpocracy. Teamwork is highly valued. There are no real ideological rivalries, but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s compete for power and wealth. And the system does reward talent. The wonderfully named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selects people who have proven their administrative competence. You work hard. You help administer provinces. You serve as an executive 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steel and communications. You rise quickly.

When you talk to Americans, you find that they have all these weird notions about Chinese communism. You try to tell them that China isn’t a communist country anymore. It’s got a different system: meritocratic paternalism. You joke: Imagine the Ivy League taking over the she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deciding not to change the name. Imagine the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 with an army.

This is a government of talents, you tell your American friends. It rules society the way a wise father rules the family. There is some consultation with citizens, but mostly members of the guardian class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will serve the greater good.

The meritocratic corpocracy absorbs rival power bases. Once it seemed that economic growth would create an independent middle class, but now it is clear that the affluent parts of society have been assimilated into the state/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Once there were students lobbying for democracy, but now they are content with economic freedom and opportunity.

The corpocracy doesn’t stand still. Its members are quick to admit China’s weaknesses and quick to embrace modernizing reforms (so long as the reforms never challenge the political order).

Most of all, you believe, educated paternalism has delivered the goods. China is boom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rise out of poverty. There are malls in Shanghai richer than any American counterpart. Office towers shoot up, and the Audis clog the roads.

You feel pride in what the corpocracy has achieved and now expect it to lead China’s next stage of modernization — the transition from a manufacturing economy to a service economy. But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you wonder: Perhaps it’s simply impossible for a top-down memorization-based elite to organize a flexible, innovative information economy, no matter how brilliant its members are.“

（这句话读起来是对我们的集体蔑视，说我们这些靠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可能很好的组织一个有灵活性和创新性的知识经济。我不知道死记硬背和缺乏创造性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作者的评论倒是给了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教育模式需要改革，不然很难提供经济变革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但是作者可能也忽略了中国现在有很多社会精英都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传统的教育模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已经慢慢磨灭掉了，这些人应该能够成为建设新的经济模式，也就是所谓服务经济或者信息经济的主力）

That’s a thought you don’t like to dwell o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